一場不一般的音樂會

上週末去了荃灣大會堂的一場音樂會, 是「苗圃25週年慈善音樂會」, 主辦單位是「苗圃行動」, 演出團體是「苗圃音樂團」。相信大家都知道「苗圃行動」是甚麼組織了, 而且望文可以生義, 音樂會的主題非常清晰。音樂會開始前是對「苗圃行動」的義工們的嘉許禮, 其中的嘉賓之一, 是現任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每年由專業樂團和業餘樂團舉辦的中國音樂演奏會, 不勝其數, 專業樂團的技術水平當然有保證, 但很多時會安排一些「新」創作的曲目, 聽眾不熟悉, 很難「入耳」, 亦較難投入欣賞。業餘樂團的選曲, 一般都是些比較大眾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 雖然聽眾容易接受, 但卻又難令人有驚喜, 辦一場音樂會, 在選曲上往往要面對這種兩難的困境。所以就算城中最出名、歷史最悠久的業餘樂團, 也要不斷尋找與外地的樂團和指揮合作, 增加新鮮感。

「苗圃音樂團」於2015年初成立後, 每年都舉辦一場慈善音樂會, 今次的音樂會, 全場有9個項目, 11個曲目, 除器樂演奏外, 還有樂隊伴奏女聲獨唱的流行曲, 和香港兒童合唱團唱出的【獅子山下】和「苗圃」會歌。

整場音樂會最大的特色, 是在11個曲目中的8個, 都是經過樂團的首席指揮的改編和配器, 而「苗圃」會歌, 更是由樂團總監作曲、副總監作詞、和首席指揮配器的內部合作成果。

另一個特色是中西合璧, 在近九十人的編制中, 以中國樂器為主, 加入了長笛、小號、長號和色士風等西洋銅管樂器, 令音色更豐富而又不失和諧。

音樂會以【二泉映月】開始, 是一個大家很熟悉、而又百聽不厭的曲目, 由樂團的首席指揮根據彭修文改編的二胡與樂隊的版本, 按「苗圃音樂團」的特別編制再改編而成。

一個特別的曲目, 是古箏協奏曲【臨安遺恨】, 是屬於比較「新」的作品, 是中阮演奏家林吉良在1990年創作的一首阮獨奏曲，不久後被【梁祝】的作者之一何占豪改编成為阮協奏曲, 在1992年再被何占豪先後改编為琵琶協奏曲和古箏協奏曲。當晚由該樂團的四位古箏手聯手演出, 其中的一位是現役的「警察叔叔」呢。

音樂會的重頭節目, 就是整場音樂會的壓軸項目, 是改編自Antonin Dvorak(德伏扎克) 的第九交響樂New World Symphony(新世界交響樂) 中的第四樂章。該交響樂是在西洋古典音樂中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 而第四樂章更是經常成為音樂會的演奏曲目。雖然中國音樂的樂器, 無論在音量和音色上, 都不能跟西洋樂器作比較, 但經改編後, 和加入了幾件銅管樂器及定音鼓, 效果也相當好。

Encore 的曲目更是有趣, 是第一次聽到的【亂馬狂奔】, 改編自十分流行的二胡齊奏曲【賽馬】, 據說亦是出自樂團內部的手筆。全曲都是快板, 各聲部以不同的【賽馬】的主旋律變奏, 交乂發展, 開頭聽落確是幾亂, 但亂中有緻, 很有新鮮感。

期待著「苗圃音樂團」下一場的音樂會。

春分與「日凌」

農曆的二十四節氣是在數千年前已製定的, 大部份都與我們生長在南方的城市人無關, 其中有四個節氣, 與現代天文學的發現一樣, 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但意義卻不大相同。在二十四節氣中, 這四個節氣是四季的中段, 而現代天文學則將之作為四季的分野。無論那個定義, 對我們的日常生活, 也許沒甚麼的意義。

在北半球的夏至和冬至日, 太陽直照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 之後就向赤道移動, 而在春分和秋分那天, 太陽直照赤道, 之後就向南或向北移動, 週而復始。與南、北回歸線不同的, 是在赤道36,000公里的上空, 有大量的人造衛星在運行, 那些都是地球同步衛星, 其環繞地球運行一週的時間, 剛好是24小時, 與地球自轉一週的時間相同, 在地球上看去, 衛星就好像停留在空中的固定位置上, 用作對特定地區的電話和數據通訊、電視轉播、天氣預測、全球定位(GPS) 等服務。

在春分和秋分前後, 太陽直照赤道, 無可避免的亦會直接照射在赤道上空的人造衛星上, 那些衛星與地球之間通訊的電波頻道, 是屬於微波範圍, 與太陽的電𥔵輻射的頻率很接近, 但功率和能量相差很大。當衛星進入了太陽的照射範圍時, 尤如一枝細小的電筒, 走進探射燈的照射範圍中, 光芒盡被掩蓋, 在地面的接收站, 接收不到來自衛星的訊息, 卻收到來自太陽那些強大而雜亂的「噪音」, 令通訊和資料傳送中斷, 電視出現黑畫面等現象。這現象是為「日凌」, 「日」是指太陽, 「凌」是欺凌、侵犯, 即衛星受到太陽的「欺凌」而影響通訊。

接收站的通訊受到「日凌」的影響, 是視乎其在地面上的位置, 影響出現在太陽把衛星的影子投射到該接收站的附近, 即太陽、衛星、接收站都在同一直線上之時。 由於太陽直照的緯度不斷變化, 投射到同一個衛星的角度會不一樣, 所以在不同的日子中, 受「日凌」而影響的地方也不同, 越近赤道的地方, 受「日凌」的日子越接近春分或秋分, 反之遠離赤道的地方, 受「日凌」的日子也離春分或秋分較遠。而出現「日凌」的日子, 是在春分或秋分的前後約一個月內。

可幸太陽每次對某個衛星的「欺凌」, 都只是約十多分鐘而已, 但又要視乎該衛星對地面上的服務範圍有多大, 如果是電視或互聯網的轉駁, 影響只是那十多分鐘, 可以讓轉駁暫停一下, 天氣衛星可以先把資料儲存起來, 稍後才傳送。但如全球定位衛星, 覆蓋的範圍較大, 受影響的時間就較長了。如覆蓋中國的全球定位衛星北斗三號, 受影響的時間是今天3月22日, 18:14:48至19:38:24, 約一個半小時。

雖然如此, 整套全球定位系統, 是由多個衛星組合而成, 不會因一個衛星受到「日凌」而失去功能的。

人怕車站改壞名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聽到兩個人的「爭論」, 相信他們正要去維園參觀花展, 「焦點」是在那個地鐵站下車。甲方說應在天后站下車, 乙方則認為, 維園是在銅鑼灣區, 應該在銅鑼灣站下車才是。兩個對維園附近的環境都不熟路的人, 各執一辭, 看來甲方除了「聽阿邊個講」之外, 提不出甚麼強而有力的理據, 而乙方卻似是順理成章, 最後有好心人乘客丙介入, 給予提示, 才算平息。

事緣相信是因為地鐵站名引起誤會, 這種情況不時有發生。曾經一班朋友約飲茶, 其中一位問負責組織者那間茶樓在那一區, 答案是油麻地, 結果當事人在油麻地站下車, 行了超過十五分鐘才到, 而若在佐敦站下車, 只需三、四分鐘的路程而已。

用地區名稱作為站名而引起誤會,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不竟一個區涵蓋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但有些用地標作為站名的, 卻不見得就很準確。例如每年的年初三, 都會有大批善信去沙田的車公廟拜車公, 很自然的會選擇在大圍站轉乘馬鐵, 在車公廟站下車, 但經過一番折騰後走到車公廟, 在回程時才發覺完來可以從大圍站去車公廟, 不但路途較短、較容易走, 而且省卻在大圍站轉車, 更加「順頭順路」, 更少波折。

另一個地標是天水圍的濕地公園, 未去過的遊人, 都會乘西鐵線到天水圍站之後, 轉乘輕鐵線在濕地公園站下車, 擺在眼前的唯一通道, 就是一條天橋過馬路, 「爬上爬落」之後, 再沿著一道似是無盡頭的圍牆走約十分鐘, 才見到濕地公園的入口, 對於一些有老有少、或有行動不便者的遊人, 確是大「整蠱」,  但其實只是一站之差, 若在天秀站下車, 只需走過一條可以走輪椅的行人隧道, 就是濕地公園的入口了, 時間約只是五分鐘, 而且輕鬆得多。

以上的兩個例子, 令人感覺為車站改名的原則莫名其妙, 不要說車公廟已有幾百年的歷史, 就是重建後的車公廟, 也比馬鐵開工建造最少早六、七年; 同樣道理, 在濕地公園的建造期間, 天水圍的輕鐵才擴建, 但仍然出現不太合理的車站命名。

在新界區中, 較多這些不太合理的車站名, 馬鐵除了車公廟站外, 沙田圍站是在沙角邨和博康邨之間, 兩邨都早已在八十年代已建成, 是很清晰的地標, 為何不用其中之一來做站名? 第一城站更莫名其妙, 緊貼在其旁邊的是愉田苑, 而距離第一城最近處, 最少要走200米, 為何不是愉田苑站呢? 又有如西鐵的錦上路站, 就在錦田區的旁邊, 反之錦上路, 則最少在300米以外。

還好的是, 這些改壞名問題, 沒有發生在兩個遊客必到的主題公園處, 因為那兩個鐵路站, 都是特別為他們而建的, 遊客不會下錯車, 不需要在500哩外走回來。

Peter & Gordon 的 Five Hundred Miles

https://youtu.be/kKvP75LnQ1o

為何春雷特別響

“一雷驚蟄始”, 這句詩是出自唐代詩人韋應物的《觀田家》, 應該無需多作解釋了。

雖然驚蟄是在今天, 但正式開始的時間, 是下午的5時32分, 所以今天仍然天氣良好, 預測明天的驟雨和潮濕, 才是真正體驗驚蟄的開始。

驚蟄在立春之後的一個月, 原意是春雷驚醒冬眠的蛇蟲鼠蟻, 亦是農民開始春耕的時候。此時北方仍然比較寒冷, 南方的大地的溫度已漸漸升高, 空氣也漸潮濕。當北方的冷空氣流向南方, 遇到南方溫暖而潮濕的空氣, 形成冷鋒。因冷空氣的密度較大, 暖空氣的密度較小, 暖空氣被迫擡升。在上升的過程中, 暖空氣逐漸冷卻, 其中所含的水分, 形成雨雲而下雨。所以在香港, 每當冷鋒南下時, 先會是連綿潮濕陰雨, 氣溫還是比較暖, 當冷空氣完全佔據整個大氣空間時, 氣溫會顯注下降, 而亁燥的冷空氣, 會令天氣變得天朗氣清, 萬里無雲。

當南下的冷空氣比較強, 暖空氣被急速擡升, 形成的雨雲中有強烈的空氣對流活動, 會出現行雷的現象, 是為春雷。傳統上認為春雷特別響, 所以能驚醒萬物, 就連在地下冬眠的蛇蟲鼠蟻, 也被驚醒。

在物理上, 聲音是一種波, 必須依賴物質, 作為傳播媒體。在不同的物質中, 有不同的傳播速度, 一般是密度越高的, 傳播速度就越快, 所以在金屬等的固體中, 速度最快, 液體次之, 而在氣體中則最慢。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最普遍接觸到的聲波傳播媒體, 就是空氣。但聲波在空氣中的傳播速度, 卻更受到溫度的影響, 溫度越高, 傳播速度越快。春雷形成的大氣環境, 是溫度較低的空氣把溫度較高的空氣向上擡升, 途中造成春雷, 雷聲的聲波在空氣中傳播。

另一方面, 在物理上, 當一種波在一個傳播速度較慢的媒體中傳播時, 遇上另一個傳播速度較快的媒體, 會出現折射及反射的現象。春雷的聲波傳到地面, 會被反射回空中, 先在傳播速度較慢的較冷空氣中傳播, 當遇到較暖的空氣時, 又有可能再被反射回地面, 如此來來回回的被反射多次, 雷聲的能量較難散走, 迴響作用令雷聲久久不散, 給人特別響的感覺。

韋應物的《觀田家》全文: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
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
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
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
飢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
倉稟無宿儲，徭役猶未已。
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手錶用作指南針

朋友在前篇留言: “記得小時候學過用手錶作指南針, 如果太陽位置是不斷變的, 此法應該不準確。”

我自己在少年時期參加過童軍, 亦學過類似的技術。方法很簡單, 將手錶平放, 以時針(俗稱短針)指向太陽的方向, 時針與12字之間的夾角的平分方向, 大約就是南方。

假定我們身處在香港, 全年都需要定位, 時間是在早上10時和下午3時, 用這個方法得出的方向, 與正南方的誤差, 絕大部份時間都少過10度, 已算準確的了, 尤以在春分到秋分的幾個月間, 誤差更少。

相信這是一項在上世紀的軍人野外求生技術, 傳入民間, 因童軍的創辦人Robert Baden-Powell, 曾經是職業軍人。這項技術十分簡單, 最重要的當然是需要有太陽, 有時比較密雲時, 可嘗試在地上觀察自己的影子, 黑影的背面就是太陽。但在正午前後時, 太陽正在中天, 黑影在自己腳下, 難以決定太陽的方向, 所以不適合使用, 因為太陽在中天時一般都在12時半左右, 所以最佳時是在早上11時前和下午2時後。有時比較難決定太陽的方向, 可以用一支筆垂直, 將手錶的時針與筆的影子重叠, 會較為容易。

曾被告知這項技術只適合用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的地方, 實在不然, 因這只是一個野外求生技術, 在危急時利用手上已有的資源來作大約定向, 勝過盲目亂闖, 只要不是很接近南、北極圈, 和在「午夜太陽」之下, 還是可以使用的。

其實在當年學習此技術時, 不是太用心, 因為感覺對我們是不現實。試想在60年代, 香港整個社會還不是富裕, 手錶貴過指南針很多, 指南針只需2圓左右, 而手錶最少也要100圓, 是一般「打工仔」半個月的工資, 很多成年人也沒有手錶, 何況是我們這些窮孩子。到了70年代中期, 電子業發達, 有了第一代的電子跳字錶, 手錶價錢才比較「貼地」, 但又不能用在定向方面, 是個頗搞笑的矛盾。

現時GPS很普遍, 但都是設計在駕駛汽車時導航用的, 隨身攜帶還是略嫌比較大和重, 而且還有電池的「續航力」問題。另一方面, 各人的手機都有很多Apps可以用作GPS的, 但其實並不真正是用衛星的資料作定位, 只是依賴手機通訊網絡的轉繼站位置資料, 給手機定位, 所以在沒有手機網絡覆蓋的地方, 手機也無用武之地。如果去行山遠足, 還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帶備地圖和指南針, 就最可靠了。